詩詞大全1.《詩經》中最有價值的是哪一部分
《詩經》按《風》、《雅》、《頌》三類編輯，《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最有價值。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源頭，因此其文學價值極其高，語言優美、凝練深刻、影響深刻；不僅如此，《詩經》中還包含了大量的歷史史實、社會風貌、生活習俗、感情世界、價值觀念等豐富的內容。
《詩經》中就其文學價值以及文學之外的東西而言，“國風”是《詩經》中的精華。“國風”里的作品都是抒情詩，大部分是民間歌謠，也有一些是貴族詩作。民間歌謠和貴族詩作分別代表底層社會和上層社會，因此會出現許多優秀的諷刺詩。
“國風”以其多樣的主題，全方位反映歷史的現實，表達了人民歡愉、憂愁、痛苦、憤怒的情感，其中諷刺詩所包含的情感又最為豐富，語言更為生動帶有揭露性，情感在階級上又有所不同，因有平民與貴族之分。
擴展資料：
《風》中的經典詩篇：
《關雎》
先秦：佚名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e5a48de588b6e799bee5baa631333431346463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譯文：
關關和鳴的雎鳩，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麗賢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撈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醒來睡去都想追求她。追求卻沒法得到，白天黑夜便總思念她。
長長的思念喲，叫人翻來覆去難睡下。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采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奏起琴瑟來親近她。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拔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敲起鐘鼓來取悅她。
《國風·周南·關雎》這首短小的詩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著特殊的位置。它是《詩經》的第一篇，而《詩經》是中國文學最古老的典籍。
雖然從性質上判斷，一些神話故事產生的年代應該還要早些，但作為書面記載，卻是較遲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說，一翻開中國文學的歷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關雎》。
2.【中國《詩經》風雅頌三類中,哪一類的文學價值最高
詩經根據樂調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 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雅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即所謂正聲雅樂.《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文人的作品. 頌是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全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從時間上看，《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產生在西周后期至東遷時；《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產生于春秋時期. 從思想性和藝術價值上看，三頌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國風.。
3.《詩經》的文學價值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共分風、雅、頌三大部分，本書對詩經的詩篇進行了解說。它不僅反映了勞動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悲慘命運和他們的反抗斗爭，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它不僅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也描述人民勞動生活的情景；它不僅描寫普通人的愛情和婚姻，也反映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農牧發展的情況。可以說它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年間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系，《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這些特色對中國后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后，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孔子：對于《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于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后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并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詩的作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術之名。”
孟子：孟子論詩，謂“說詩者不以問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兩次提到《詩經》。一次是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孔子續《春秋》之精神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響的論“發憤著書”'《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董仲舒：“詩無達詁”正是此人作為理論明確提出來的。原話是“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
梁啟超：“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魯迅：根據《風》《雅》《頌》三部分的實際內容，認為《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19世紀前期法國人比奧的專論《從詩經看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明確說明：《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以古樸的風格向我們展示了上古時期的風俗習尚、社會生活和文明發展程度。”
《毛詩序》，書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作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源頭之一，《詩經》一直受到歷代讀書人的尊崇，經歷兩千多年已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華夏文明的血液。
4.詩經文學價值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 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下，聳立著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上層建筑。”
①在《詩經》產生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為了生存發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制其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這種“生存的社會條件下”，形成了《詩經》的思想和藝術特色。并且，由于中國——尤其中原社會的基本特點維持甚久，作為中國文學重要起點、又被奉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其特色對于后代文學的影響，也就非常之深遠。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29頁。 具體地說，《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于敘事詩。
而與《詩經》大體屬于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
以后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在之后也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
在這里，幾乎不存在憑借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于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于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后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系，《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于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于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系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
其意義雖主要在于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松、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于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 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于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的優秀之處。
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著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欲望與自由。
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于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
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后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贊頌）或“刺”（批評）的作品。
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 后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
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游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
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并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
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于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
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后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涌而出，一泄無余，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
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致、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后來的詩歌。
另外需要說到，盡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并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于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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